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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為什么能成為戰略科學家

來源:學習時報 發布時間:2021-01-01 00:02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2021年重點任務之一,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戰略科技力量在國家發展中重要性和緊迫性的高度重視。錢學森是我國首屈一指的戰略科學家。考察錢學森成為戰略科學家的核心要素,對于探索戰略科學家成長機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具有標志性意義。

  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我國2021年八項重點任務,“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成為其中“一號任務”,堪稱重中之重,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戰略科技力量在國家發展中重要性和緊迫性的高度重視。錢學森是我國首屈一指的戰略科學家。考察錢學森成為戰略科學家的核心要素,對于探索戰略科學家成長機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具有標志性意義。

  錢學森一生始終將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相結合,將個人選擇與社會需要相統一,將個人追求與時代主流相契合,實現了人生價值與國家、社會和時代的緊密關聯。

  科技視野的前瞻性:開拓創新攻克科研高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以思想創新推動理論創新,以理論創新推動技術創新,是時代發展的強勁推力。錢學森認為,科學精神最重要的是創新,他經常說:“如果不創新,我們將成為無能之輩!”錢學森被中國科技界譽為創新的典范、科學的旗幟。

  勇于探索,開拓現代科學新的領域。在漫長的科研生涯中,錢學森以敢為人先、勇立潮頭、敢于超越的勇氣,突破傳統觀念和思維定式的束縛,探索科學的新領域,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為許多新興學科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開拓性貢獻。錢學森還在總結近代科學技術發展規律基礎上,提煉出技術科學思想與方法,并將技術科學思想方法推廣到其他工程領域,創建了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兩門新的技術科學,為人類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重要貢獻。1954年,錢學森出版他的奠基性著作《工程控制論》。錢學森回國后,在組織實施我國導彈航天工程中,成功運用工程控制論的方法,研究、制定了一整套中國現代工程系統開發的技術過程,并在實踐中得到驗證并不斷完善,對于組織管理航天系統工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善于攻堅,不斷攻克國防科研難關。中國航天界歷來具有“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的光榮傳統,錢學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主持中國航天技術研發過程中,錢學森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謀劃我國國防科技發展的重大問題。他創造性地將技術科學思想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確立結合我國航天和國防建設需要開展科研的指導原則,以淵博知識和超凡智慧突破了大量關鍵技術,攻克了眾多科研難關,為許多重大航天項目的成功實施奠定了理論基礎,為我國導彈航天事業發展作出了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貢獻。在研制“兩彈一星”的歷程中,以錢學森為代表的中國航天科技人員,在沒有充分資料可查、沒有現成模式可依的情況下,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攻堅克難,僅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國自己的原子彈、氫彈和導彈,并成功實施了“兩彈結合”試驗,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開創了中國的航天事業。

  敢于突破,構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錢學森涉獵廣泛,視野開闊,在現代科學技術的諸多領域縱橫馳騁,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到人文科學,特別是在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上,他提出了許多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方法。晚年,錢學森運用博大精深的系統論思想和敏銳的洞察力,廣泛吸收現代科學技術各個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提出綜合集成方法,構建了從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到工程技術“三層次論”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結構,并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擺在最高層次,作為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最高概括,是錢學森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集中體現。錢學森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是一個多維的、開放的、動態的系統,在橫向(廣度)上拓寬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學科門類,在縱向(深度)上深化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層次結構,顛覆了傳統的體系劃分模式,是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他的觀點、理論與方法具有前瞻性、開創性、戰略性和實用性,是一個科學的理論譜系。

  技術保障的協同性:集智攻關奠基航天偉業

  錢學森是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作為新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計劃的技術領導人,錢學森自覺服從國家戰略需要,帶領廣大科研人員,開拓創新,攻堅克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成功開創了舉世矚目的大規模科學技術工程——“兩彈一星”事業,創造出國內外公認的“科技奇跡”,開辟了一條主要通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振興國家科技事業的中國道路,為我國國家安全的維護、大國地位的獲得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提供了有效保障。

  以集體攻關塑造航天協同創新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國航天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與貫徹大力協同的制度催化作用密不可分。回眸歷史,大力協同作為中國航天發展的重要歷史經驗,已經凝聚成中國航天人共同的精神符號,并內化為中國航天事業蓬勃發展的制度基因。具體而言,包括四個方面:管理機制維度,集智攻關、協同保障,凝聚以航天三大精神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航天人之精神合力,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開創以行政和技術“兩條指揮線”為代表的航天協同管理模式。核心要義是行政與技術協同保障。工作機制維度,集成研制、協同創新,實現“爭取外援→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動能轉化,開創以“兩彈一星”這一大規模航天系統工程為標志的新中國國防尖端科技事業。核心要義是技術與方法協同創新。激勵機制維度,集采眾長、協同支撐,將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運用于航天實踐,尊重專家首創精神、發揚技術民主作風,不斷攻克“兩彈一星”工程研制難關。核心要義是集中與民主協同支撐。發展機制維度,集往益來、協同發展,總結航天系統工程基本經驗和方法,開創社會系統工程,并實現二者融合發展、聯動發展,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理論助力。核心要義是經驗與現實協同演進。在四大協同機制作用下,中國航天形成了四大協同網絡:意志層面的思想大協同,實現了生產主體能動化;技術層面的研制大協同,實現了生產過程規范化;工程層面的要素大協同,實現了生產成本最小化;系統層面的體系大協同,實現了生產效能集約化。概言之,政治保障、體制支持,自力更生、自我賦能,制度激勵、精神培育,創新驅動、現實情懷,是中國航天初創時期系統協同機制的核心凝聚,對于國家大科學工程管理和協同治理體系構建,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以體系創新推進中國航天接續發展。協同保障的管理機制、協同創新的工作機制、協同支撐的激勵機制、協同演進的發展機制,是中國航天初創階段系統協同機制的歷史總結與范式話語表達。錢學森曾于1989年12月25日致信聶榮臻元帥,對“兩彈一星”成功經驗所體現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進行了科學總結,他指出,“兩彈一星”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創立的現代高技術、尖端技術,是從研究、設計、試制、試驗直到定型生產的一整套組織管理的制度和方法;這是把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兵團作戰的成功經驗運用到現代大科學工作上來;這一整套組織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不僅是科學的,而且也是符合我國實際的,是社會主義的;它們不但在過去的“兩彈一星”事業中是成功的,現在的國家高技術工作也應該采用。

  領導工作的藝術性:發揚民主展示非凡魅力

  錢學森是中國航天事業的技術領導人。在“兩彈一星”工程研制過程中,他借鑒導師馮·卡門管理美國大科學工程的成功經驗,利用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充分展現了自己的技術領導魅力,帶領廣大航天科技工作者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

  堅持政治引領,尊重專家首創精神。在中國科技戰線,尊重科學家首創精神,黨的領導既是首要前提,也是根本保障。民主與集中相統一,專家智慧與領導決策相結合,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科技工作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據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張勁夫回憶,他在作為郭沫若院長助手、主持中國科學院日常工作之初,陳毅元帥即告誡他:各學科的負責人是科學元帥,絕不要從行政隸屬關系來看待他們,要從學術成就來看待。尊重科學,首先要做到尊重學者。中國的科學家是我們的寶貴財富,一定要重視發揮科學家的作用。得益于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元帥的充分信任,錢學森才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領導才華,帶領廣大專家和科技工作者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航天事業創新發展提供寶貴的智力支持和技術支撐。尤其在中國航天事業創業伊始,需要攻克的難關數不勝數,而擁有相關領域知識儲備與實踐經驗的專家卻少之又少。在“兩彈一星”工程研制過程中,錢學森作為技術主帥,充分發揚技術民主,最大限度發揮專家的技術特長,做到了技術民主與集中決策、研制效能與管理效能的辯證統一,為中國航天事業穩步推進積累了寶貴經驗。

  發揚技術民主,攻克工程研制難關。錢學森一貫主張,科研領導工作應發揚科學民主、技術民主和學術民主,這是由科研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決定的。錢學森晚年在對中國航天成功經驗進行理論總結的過程中指出,將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運用于航天實踐,尊重專家首創精神,發揚技術民主作風,不斷攻克“兩彈一星”工程研制難關,是中國航天系統工程管理的“成功密鑰”。中國航天系統工程管理的寶貴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做到了技術民主與集中決策的辯證統一。他說:科學技術工作也必須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我1955年回歸祖國后,深感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也是科學技術工作的客觀規律;我在美國從我的老師馮·卡門那里學到的也實際上是民主集中制,只是那時在外國還沒有明確地闡述。我在周恩來總理領導下從事導彈衛星工作,深感周總理在工作中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堅持效果導向,確保決策程序規范。在“兩彈一星”研制攻關階段,錢學森開創了一種后來被稱為“神仙會”的決策模式。他每個星期天下午把任新民、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四位總設計師和莊逢甘、林爽等專家召集到自己家里,討論導彈研制中的重大技術問題。錢學森請大家充分發表意見,發言不分主次、不論對錯,暢所欲言、各顯“神通”。當時這種會議因此被形象地稱為“神仙會”。關于決策模式,堅持“程序正義”。如果意見一致,現場決定方案;如果意見不一致,又無需現場定案,則留待下周繼續討論;如果事情緊迫,錢學森在綜合大家意見后給出自己的判斷,形成定案并據此執行。關于風險責任,堅持首長負責制。錢學森提出,按照經民主討論形成的方案,如取得成功,功勞歸大家;如果失敗,責任由作為決策者的他承擔。實踐證明,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將黨的民主集中制決策模式“跨界移植”到“兩彈一星”研制之中,做到了最大發言權(民主)與最終決策權(集中)的最佳配置、決策科學化與決策民主化的合理轉化、敢于放權與勇于擔責的有機結合,對于攻克工程研制過程中遇到的緊迫技術難題、規劃技術發展方向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時任國防部五院自動控制研究室主任梁思禮認為:錢老很謙虛,也很民主,他奠定了中國航天技術民主決策的優良之風。在他直接領導我們搞工程的日子里,他的技術民主傳統發揚得特別好,很多問題跟大家一起討論商量。從其成功經驗可以看出,“神仙會”恰恰體現了錢學森作為技術領導人的大家胸懷和戰略遠見。(汪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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